周秀珠（1910—1970）出生于香港一个贫苦的海员家庭。她曾任中共第六届候补中央委员，是中共历史上最年轻的中央妇女部部长。

1925年6月，由中共领导的省港大罢工爆发。周秀珠同父亲投身于罢工行列，全家搬到广州。6月23日，她跻身于广州各界10万人反帝大游行。当密集人群途经沙基时，突然从河对岸沙面射来英国殖民军猛烈的枪弹，刹那间上百人死伤，鲜血染红了马路。小秀珠顿时惊呆了，目睹这场骇人听闻的大屠杀，激发起她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无比仇恨。

她积极参加海员总工会宣传队的活动，经常在街头闹市地段进行宣传，散发传单，演出粤曲、“白榄”小调等，以说唱形式向民众通俗地揭露帝国主义罪行，宣传大罢工的意义和必胜的决心。1926年3月，周秀珠被推选为省港劳动童子团筹委会委员。不久，周秀珠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9月25日，省港劳动童子团成立，她当选为执行委员兼女童部部长。随后，还不到16岁的周秀珠加入了梦寐以求的中国共产党，被调到省港罢工委员会从事女工运动的工作。虚心好学的周秀珠经常聆听邓中夏、苏兆征、李启汉等人的教诲，在高恬波、陈铁军等带领下，进工厂、登轮船、串街巷，向工人及家属进行宣传，工作能力和思想水平迅速提高。

1927年夏，大革命的逆流骤然冲来。周秀珠再次目睹了广州“四一五”反革命大屠杀的惨状，短短几天，血雨腥风的阶级斗争让她快速地成长起来。

最年轻的六大代表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了，无数革命同志的壮烈牺牲，激励周秀珠坚定地投入新的战斗。她先后在广州市委、广东省委从事妇女工作。12月11日，她参加广州起义，冒着枪林弹雨走街串巷，带领青年女工们送给养、抢运伤员。起义失败后，她同省委常委杨殷、罗登贤、陈郁等转移到香港坚持地下斗争。1928年春，周秀珠被增选为中共广东省委委员，并被推选为出席中共六大的代表。

1928年5月，周秀珠随李立三、杨殷、阮啸仙等，躲过巡捕的跟踪离开香港北上。6月初，他们途经大连转道苏联海参崴，平安抵达莫斯科。出于保密的要求，代表们不能随便上街，一下车便被直接送到郊区的一座别墅里。作为广东省有表决权的正式代表，周秀珠不仅是广东代表团年龄最小的，也是六大84名正式代表中最年轻的一位。周秀珠被推举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她是六大主席团中唯一的女成员，肩负代表们重托与期望，参与大会领导工作。她除被指定为大会妇女运动委员会召集人外，还是政治、职工运动、农民土地问题及广州暴动问题等委员会委员。从6月18日开幕，到7月11日闭幕，她先后参加了15次主席团会议和22次全体会议，曾同蔡畅、邓颖超、杨之华等大姐讨论起草妇女运动报告，研究如何加强全党妇女工作问题，也曾两次主持大会主席团会议，并在大会讨论职工运动报告时发言。

会议期间，她每天聆听着周恩来、蔡和森、瞿秋白等革命家的讲话,直接领受他们言传身教，学习他们的作风，思想理论水平和组织领导能力迅速提高。正是这种情况，使年仅18岁的周秀珠当选为第六届候补中央委员，随后又被选为中共出席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并在8月17日的第三十四次会议上发言，是共产国际会议上最年轻的代表。

19岁当选中央妇女部长

1928年深秋，周秀珠满怀坚定的革命信念，回到上海，担任中央妇委秘书。由于担任中央妇委书记的张金保因事未到上海任职，中央妇委的日常领导工作重担，就由周秀珠挑了起来。同年11月，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由项英、周秀珠、邓颖超、彭湃、蔡畅等组成。项英忙于中央工委工作，中央妇委的日常工作实际由周秀珠主持。1929年后，19岁的周秀珠正式担任了中央妇委(妇女部)书记(部长)，成为中共历史上最年轻的中央部门领导人。

处身于白色恐怖的恶劣环境，周秀珠投身于地下斗争。她认真贯彻六大路线和方针，研究改进秘密斗争策略，从日常经济斗争入手，采取多种灵活的形式，逐步恢复党领导下的妇女运动。她经常机智地甩掉“尾巴”，身着女工装束，深入纺织厂做青年女工工作。1929年7月，上海虹口区20余家丝厂女工共1.1万人举行了同盟罢工，提出了增加工资、改善劳动待遇等要求。

转战南北，出生入死

从莫斯科回国不久，周秀珠与战友罗登贤结成革命伴侣。1930年春，罗登贤调任广东省委书记，周秀珠伴随他返回阔别3年的香港,这儿有他们的亲人和熟悉的街道、工厂、码头。同时调来的还有李富春、蔡畅夫妇。周秀珠与蔡畅并肩战斗，负责妇女工作。同年秋，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罗登贤为书记,李富春为组织部长，周秀珠兼做交通和情报工作。尽管他们无所畏惧，勇敢积极，经常深入工厂开展女工运动，恢复发展党的组织并取得一定进展，但终因执行的是错误的“立三路线”，斗争一再受挫，后来省委的交通员被捕叛变，致使几十个同志被捕，党组织受到极大破坏。9月下旬，周秀珠同罗登贤秘密回上海，出席六届三中全会。斗争的实践使她清醒了，会上她拥护批判和纠正“左”倾冒险主义、坚决支持瞿秋白、周恩来为核心的中央领导。会后罗登贤返回南方，周秀珠留在上海继续担任中央妇委书记。她同杨之华、张金保和邓颖超等，领导了恢复正常的妇女运动的工作。

1931年夏，罗登贤被指派为中央驻东北代表，周秀珠又一次伴他北上，沿途巡视指导地下党的组织和工作。不久，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周秀珠亲身经历了东北的沦陷，亲眼见到日军铁蹄践踏下东北父老家破人亡的惨状。她积极组织发动抗日救国运动，参与领导了工人罢工、学生罢课。11月，满洲省委机关遭破坏，省委书记被捕。党中央指定罗登贤兼任满洲省委书记，周秀珠负责省委妇女工作。周秀珠冒着零下40度的严寒，奔走在白雪皑皑的北国冰城，经常随杨靖宇、赵尚志、冯仲云等到电车厂、烟厂，向女工们进行抗日救国宣传，发展反日会等组织。

但不久，在东北积极地领导和组织抗日游击战争的罗登贤，却被王明路线下的“临时中央”指责犯“右倾错误”而撤职。同年底，周秀珠怀抱仅两个月的婴儿，又伴随罗登贤到达上海。

1933年初，罗登贤留上海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局书记。周秀珠独自带儿子到香港，在罗登贤的姐姐罗才家隐居，哺育营养不良的孩子，恢复虚弱的身体。尽管她的行动十分谨慎，巡捕还是发现了她的行踪并逮捕，殖民当局后因查不到证据，不得不将她予以取保释放。

由于“左”倾错误方针指导,上海地下党一再遭到敌人破坏。1934年她又一次被捕入狱。由于叛徒供认，她的身份暴露。周秀珠受到残酷的严刑拷打,被判刑监禁；直到1937年1月获释出狱。

军需生产战线的女厂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周秀珠几经辗转找到周恩来，回到了党的怀抱。这期间，她主动向党组织汇报了在狱中的表现，接受党的审查和考验。一年后她被分配到陕甘宁边区机关，当托儿所所长。随后的岁月里，她在延安印刷厂、难民厂等单位当保管员、会计、文书等，1939年被调入延安被服厂。1946年，周秀珠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经过党组织慎重讨论审查，又经刘少奇等批准，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重新获得政治生命的周秀珠，满怀喜悦，又踏上了战斗的征程。1946年她来到了曾经工作过的东北，被分配担任东北民主联军供给部佳木斯被服厂军代表、厂长的工作。在东北工作的3年多时间里，她领导被服厂的工人，克服困难，日夜奋干，保证了东北解放军百万雄师的后勤保障，有力地支援了人民解放战争。伟大的辽沈战役和第四野战军入关的进军中，都凝结着周秀珠和战友们的辛勤劳动，他们用汗水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1950年，周秀珠担任中南军区军需部二0一厂党委书记。她接任不久便接受了为入朝作战的志愿军生产被服的任务。战争进行了3年，这期间，周秀珠以身作则，经常带领工人们挑灯夜战，生产了一批又一批的军装用品，源源不断地运往抗美援朝的前线。

1956年9月，为表彰她在人民解放事业中做出的功绩，周秀珠荣获了二级解放勋章。随后她脱下军装转业到地方工作，先后担任了武汉第一针织厂党委书记、武汉市纺织管理局党委副书记、武汉市妇联副主任等职务。

1970年12月，周秀珠逝世。1979年4月20日，在为周秀珠举行的骨灰安放仪式上，党、政府和人民对她的一生给以了充分的肯定：“她为党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有益的贡献，献出了自己毕生的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