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国君

　　程国君 甘肃武威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现代文学及世界华文文学。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副会长（会长助理），中国现代文学学会理事，中国新文学学会理事，中国闻一多研究会理事。著有《新月诗派研究》《从乡愁言说到性别抗争—当代台湾女性散文创作论》《新诗美学范畴与诗美艺术》等著作，参编全国高校文科教材多部。





　　　　近年来，“宝卷热”兴起。其标识就是《中国宝卷研究》的出版。这种取向促进了中国宝卷研究的调查、收集、校对、整理进程，也促进了宝卷研究由原初基本的版本考察向宝卷故事本体的深入研究。河西宝卷是中国宝卷的有机组成部分，对其近年来的研究也由调查、收集、校对、整理等初步研究走向深入，引起了学界，包括宝卷研究者的充分关注。
　　近年来的宝卷研究表明，在中国诸大区域的宝卷中，丝绸之路上的河西宝卷独具特色，也以其独特的地域文化特质和内在叙事构成，反映出中国宝卷的基本面相。首先，河西宝卷是中国宝卷里仍然“活着”的宝卷，它的诞生就与丝绸之路的河西走廊这个佛教文化的中转站密切相关。第二，河西宝卷的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文化形态，与其他宝卷一样，反映了中国文化形态存在的基本形态。宝卷的基本思想，就是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思想。第三，河西宝卷以传播儒家贤孝思想为主，具有极强的教化功能，其实用功能主义特征非常明显。它的以贤孝为标识的伦理思想及其意识，它的男权主义思想，反映出其诞生时代的思想伦理认识水准与局限。第四，河西宝卷这种文体形式具有鲜明的叙事性、叙事的程式化和文本构成形式的综合性等3大特征，尤其是民间宝卷，这些特征很明显，反映了一般宝卷具有的基本形式特征。
　　作为讲唱文学的脚本，河西宝卷文本形式构成复杂，还融合了古典话本叙事、韵文叙事、诗、词、曲、令、诸宫调和《哭五更》等演唱调式，是多样的文人创作艺术形式的综合性通俗文学文本。以河西宝卷为例来看中国宝卷，不仅能够看清中国宝卷思想文化形态的一些基本特质，而且还能够发现宝卷的独特文本构成机制，具有重要的文体学、文学史意义和艺术品类学的特殊价值。
　  一、河西宝卷：还“活着”的宝卷
　　宝卷渊源于佛教的俗讲，产生于宋元时期。按照该领域一些学者的研究，这一民间艺术演唱形式在我国已经延续了800多年。（车锡伦《中国宝卷研究·自序》第1页）“丝绸之路”甘肃段的河西走廊流行河西宝卷，而且，有特色的河西宝卷流传至今也有了400多年的历史。〔河西张掖的《仙姑宝卷》产生于明万历（1573—1620）间。此可佐证。参见《张掖仙姑的历史意义》一文，《河西宝卷真本校注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第348页〕河西宝卷在丝绸之路的河西走廊遍布各地，流传甚广。近十多年来，一些民间文艺爱好者深入河西农村调查挖掘研究，目前河西各地政府、文化部门和高校出版社都很重视，初步理清了河西宝卷的分布、保存及宣卷情况，整理出版了一大批宝卷，已经编印出版了《酒泉宝卷》（上、中、下册）、《张掖宝卷》（上、中、下册）、《永昌宝卷》（上、下册）、《山丹宝卷》（上、下册）、《临泽宝卷》《凉州宝卷》与《河西宝卷真本校注研究》等数种近240部左右（有人收集了700部，除去重复外，约有90～110部宝卷）。这是宝卷研究史上的一个十分独特的重要景观。
　　河西宝卷在张掖地区保存颇多，收集也颇多。有据可查的有100多种。这些宝卷内涵丰富，从内容上可以分为五类：（1）反映社会生活的，有《烙碗计宝卷》《丁郎寻母宝卷》《继母狠宝卷》和现代的《救劫宝卷》《沪城奇案宝卷》等。这类宝卷数量很多，质量也好，是最基本的一类。（2）来自民间神话传说故事的，有《天仙配宝卷》《劈山救母宝卷》《张四姐大闹东京宝卷》《何仙姑宝卷》等。这类宝卷基本上是民间传说故事的改编，神话色彩很浓，听起来委婉有趣，感染力很强。（3）来自历史人物传奇的，有《昭君和北番宝卷》《康熙私访山东宝卷》《包公宝卷》等。（4）寓言和童话故事也不少，有《老鼠宝卷》《鹦哥宝卷》《义犬救主宝卷》等。（5）记叙佛教活动的，有《唐王游地狱宝卷》《目莲救母宝卷》《刘全进瓜宝卷》等。
　　河西宝卷故事或说唱艺术形式文本，除了有其独特地域特征的本地宝卷外，大多是明清时江苏、上海等地各种书坊的刻印本和民国前的毛笔抄本。它们中还有一些钢笔手写本。近现代的一些宝卷数目不多，有刻印本、毛笔抄写本和钢笔抄写本。像《救劫宝卷》反映1928年甘肃古浪大地震灾难，《姊妹花宝卷》反映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下北方人民流离失所悲惨生活，《沪城奇案宝卷》反映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公安破获国民党特务破坏的宝卷，就是毛笔抄写和钢笔手写本。由于这些宝卷没有像明清晚期大量刻印，反映民国故事也没有能够得到重视，它们很可能是宝卷中“孤本”一样有价值的版本，因为从中我们会发现宝卷被现代民间发展运用的清晰轨迹以及这种民间说唱艺术形式在现代的特殊演变轨迹。
　　从文体演变的角度来说，河西宝卷是在唐代敦煌变文、俗讲以及宋代说经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一种民间吟唱的俗文学文体形式。（参见《河西宝卷探源》，《河西宝卷真本校注研究》第369页）。它受到话本、小说、韵文叙事传统，诸宫调及戏曲等文体的影响极深。其内容复杂，包含儒、释、道“三教”合一及各种民间秘密宗教思想；故事多样，除了佛教因果故事的宝卷外，有大量非宗教的历史人物、民间神话、传说、戏曲故事以及惩恶扬善、忠孝仁爱故事的多种民间宝卷。宝卷展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非常独特的内在特质。
　　河西宝卷于2006年被批准为国家级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在丝绸之路上的河西走廊分布面很广，涉及二十多个县市。如今，甘肃河西走廊地区的广大农村，宝卷之“宣卷”活动仍存在。每年春节前后及农闲时节，许多农村举行隆重的“宣卷”活动。这样的文化建设活动，现在还在一些乡村展开。比如，金昌的永昌文化局还有计划地组织“念卷”等文化活动。宝卷的一些文化建构功能被充分地发挥了出来。河西宝卷，这种在1949年后相当一段时间被当作封建迷信销毁的文化遗产，如今又复活，被当作独特的文化遗产并得到保护。河西宝卷还在“活着”，是仍“活着”的文化遗产。
　　而且，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品种之一，河西宝卷的叙事（念卷）尽管在如今有被影视和网络的各种叙事方式取代的倾向，但是它却仍然在中老年人那儿还有深深的情结。它已经作为一种文化心理积淀在他们心怀。如今丝绸之路甘肃段的河西走廊的边缘乡村还时有人在“念卷”——宝卷具有的叙事功能在河西走廊这个丝绸之路的核心区域仍然发挥着，尤其在乡村文化建设活动中。这种情形颇类其姊妹艺术“凉州贤孝”，它们在乡村庭院炕头存活、保留并传播着，如有机会去河西走廊，尤其是武威（古凉州）驻足，那里的城市广场上会看到驰名世界的“马踏飞燕”铜奔马雕像旁边的宝卷念唱者和贤孝艺人闪现的身影。丝绸之路文化丰富多样，它包含阿凡提式的域外文化，敦煌佛教文化，汉唐以来儒释道合一的“三教”文化，西北各民族的藏、蒙、回文化，河西历史神话传说、边塞文学及一切民歌民谣、曲艺等多种形式，就是说，与丝绸之路河西走廊上产生的古代文学艺术中的大漠孤烟、边塞、阳关古道意象（文学）、《凉州词》《霓裳羽衣曲》和凉州曲等古典精英文化相比，（《霓裳羽衣曲》的最初版本，据传由武威节度使杨敬述所献，唐玄宗润色而成，为唐时宫廷乐的代表。参见《武威简史》，武威县志编撰委员会，1983年版）宝卷这种边地俗文化艺术形式及其文本也绝对是丝绸之路文化的一个重要分支。其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在当代依旧存活，是极有生命力和象征性意义的，它给予当代文化发展、文学文体和艺术品类学的鉴别以深刻的现实启迪。
　　二、佛教、河西文化与河西宝卷
　　河西宝卷是丝绸之路上的河西文化与佛教思想结合的直接衍生产物。
　　“河西文化是产生‘敦煌学’的基础，或者说‘敦煌学’产生于河西文化，是在河西文化这个摇篮中诞生、成长和壮大的。河西文化与‘敦煌学’是母子关系。”（方步和、李伦良《河西文化——敦煌学的摇篮》第1页）“敦煌学”，一度是世界性的显学，世界性的宗教与艺术的奇葩，它的内涵博大精深，河西文化能够把它孕育出来，这是一个举世闻名的奇迹与文化事实。我认为，既然“河西文化与‘敦煌学’是母子关系”，河西文化能够产生有世界性文化意义的“敦煌学”，丝绸之路上的河西文化下产生河西宝卷和贤孝这类民间通俗文学艺术形式，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是河西文化孕育出了丝绸之路上的河西宝卷。
　　首先，丝绸之路的河西走廊对于佛教传播到中国来，具有决定性作用。因为从鸠摩罗什（在武威有古凉州为其建造的罗什塔）到玄奘（在西安有与其相关的大雁塔）等佛教圣人在丝绸之路上的事迹，尤其是凉州城那个高高矗立的罗什塔、莫高窟及其从西到东坐落在河西走廊上的4座高达3米多的佛像就很能说明一切。丝绸之路的河西走廊曾经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中转站。佛教从丝绸之路的河西走廊传来。“故自汉以降，交通不绝，而佛教自西向东，以大月氏、巖宾为转输之中心。”（柳诒徵《中国文化史》第356页）其次，古丝绸之路上的河西走廊人——凉州人、张掖人、酒泉人，他们历来抄写佛教经卷，编写宝卷，并长久的“念卷”和“听卷”，受其熏陶，就把阐述世界、宇宙、人生之理的佛教思想大力张扬了，他们“抄卷”“念卷”以积德行善，做善男信女，笃信佛教，这也使得以佛教思想作为灵魂的宝卷这一民间通俗文学及其说话艺术形式在这里深深根植、发展与繁荣了。第三，宝卷与变文如出一辙，皆通过佛法帮助听众从生死轮回中解脱。中文的这两种文学类型都源于敦煌。（芮乐伟·韩森《丝绸之路新史》，张湛译，第239页）所以，佛教思想经河西走廊的丝绸之路而传播到国都长安、洛阳。河西文化形态中，佛教思想占有重要分量。作为与佛教有密切关系的河西宝卷，其思想灵魂就是佛教思想，河西文化带有浓厚佛教色彩。佛教与宝卷本身，是有内在关联性的。河西宝卷无疑就是其产物。
　　当然，河西文化，甚至丝绸之路文化并非单单就是佛教文化。丝绸之路文化漫长、丰富、复杂而独特。在汉时，河西走廊就设河西四郡。汉代，儒家文化是其主流，河西走廊当然盛行儒家文化。河西文化中儒家文化始终是其主流。传统庄老道术也在河西流传，更是毋庸置疑的。但这正好说明，佛教思想、传统文化的儒家思想及其道家思想在河西是融合发展的，它们赋予了河西文化独特的思想内涵，而正是这种复杂独特的文化形态成就了河西宝卷：河西文化孕育了佛道儒三教融合思想的《仙姑宝卷》《香山宝卷》和《救劫宝卷》等河西宝卷。河西宝卷的代表作《仙姑宝卷》的文本内涵也充分说明了这一事实。张掖合黎山道教仙姑神话、霍去病征服匈奴的历史及其大量“丝路传说”等河西文化都被融合在《仙姑宝卷》中就是明证：是丝绸之路河西走廊神话、传说、历史及其乡民放牧生活等河西文化的诸多元素孕育了河西宝卷。
　　进一步说，在政治、军事、经济等人类活动的一切领域中，文化的发展具有优先性。丝绸之路，不仅仅是一个商贸之路，最主要的，它还是一个文化之路。在这条文化之路上，佛教等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的互动融合的情致，赋予河西文化独特区域特质。河西地区流传的宝卷，有与宗教内容有关的，有反映社会生活的，有来自民间传说、历史、人物传奇的，也有寓言和童话故事的，还有现代故事版的宝卷。它的曲目多，宝卷韵文融会了各种曲调，蕴藏着包括文学、哲学、历史、宗教、民俗、社会学、语言学、音韵学等多方面的内容，是丝绸之路乃至西北文化的活化石，甚至就是我们西北汉民族的史诗。因此，不是西部贫穷，没有文化，产生不出宝卷这样的复杂说唱艺术，而是我们被西方和“海派”思维控制久了，对此没有关注和在意。而且，能够传承宝卷、娴熟表演、说唱的人罕见了，尤其是多种宝卷曲调，因没有乐谱文字记载，只有口头传唱，所以绝大多数已经失传，或已变调、走调。而随着“宣卷”人的逐渐逝去和“宣卷”活动的渐去渐远，河西宝卷面临消亡的危机，但这绝不能说明河西宝卷就传自内地，就与敦煌佛教经变文、与丝路文化的组成部分河西文化没有关联，因为文化和文学可能产生自原始区域、边缘地带。这是文化乃至文学发生的一个基本现象，甚至是规律性的常识。
　　三、“三教”融合及其文化品格
　　丝绸之路文化丰富多彩，内蕴深厚，河西宝卷当然不是其最主要的部分，但它却具有独特的地域文化特征和思想特征。因为河西走廊这个较早的佛教传播地赋予河西宝卷独特的文化特征：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文化形态，充分地反映在河西宝卷里，并由此呈现了中国文化形态存在的基本面相。其所传播的儒家贤孝思想，连同包含的男权主义思想，如果以现代理性重新审视，给现代文化发展诸多启示。
　　首先，在河西宝卷里，“三教 ”思想是作为真经、经典被看待的，由儒释道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丝绸之路的河西宝卷的最主要思想渊源，河西宝卷的思想灵魂是中国传统文化基本形态的“三教”思想。《达摩宝卷》卷末道：“愚阅宝卷，仰体佛意，捐资镌板，刷印发送。用广佛之慈悲，启后圣之智慧，而后得书善信，敬之慎之，体之参之……如是，是圣佛仙之体用，然则三教之道，一以贯之，而三教之德，浑然一理。诗曰：德犹如毛，毛犹有伦。上天之载，无声无息，期望后贤详解。”大凡宝卷，“佛意”是其主脑，因果故事是常见模式。然而，在宝卷中，佛理、道规和儒家文化交相融合：“三教之道，一以贯之，而三教之德，浑然一理”“是圣佛仙之体用”。这也构成宝卷的基本主题及其文化形态。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宝卷这种民间文学及其艺术文体还是了解中国文化形态存在方式的一种最佳民间文化艺术形式。因为尽管唐代王维、宋代苏轼以及大量的禅诗也反映出这种情形——儒释道“三教”融合的情景，但与宝卷比较，它们却是比较隐晦地存在着的，而河西宝卷却相当直接，儒释道“三教”思想紧密融合在一起。
　　各类宝卷的最常见的“导语”及其主题内涵的惯用语充分印证了这一点：“姊妹宝卷初展开，诸佛菩萨降临来；善男信女虔诚听，增福延寿并消灾。三教经文在世间，存心普度话长篇；人生行善无冤孽，死后能入九泉宵。可惜凡人看不破，千般刁诈像风颠；望君超出红尘外，免得后来受苦煎。”（《姊妹花宝卷》）“紫竹黄根班笋芽，道冠儒履十袈裟；红莲白藕绿荷叶，三教原来是一家。”（《达摩宝卷》）所以，“三教”思想为河西宝卷的灵魂。了解了宝卷这种文体，便可以大体了解中国文化存在的一些基本形态。
　　宝卷的重要思想特点是“三教”思想的文化融合，大量产生于明清时代的河西宝卷，情形大体如此。我们只要选择已经收集到的任何一部河西宝卷集，从其卷目就可以清晰看出其思想主题——佛道儒思想融合的大体端倪。如《永昌宝卷》总目有32部，它们是《香山》《张四姐大闹东京》《天仙配》等。这些宝卷中，前6部《香山》《张四姐大闹东京》《天仙配》《仙姑》《劈山救母》《康熙唐王游地狱》里，佛教、道教思想是其灵魂，后26部里，儒家忠孝节义思想是其灵魂。宝卷这种民间艺术形式把“三教”经典作为真经、经卷，用“三教”的基本教义劝化世人，是中国传统文化存在形态的活化石。
　　《仙姑宝卷》是河西宝卷的典型，它的思想存在状态正是佛道儒”三教”合一存在的状态。方步和先生以此宝卷为例，以仙姑这个形象的精神内涵分析为主，相当清晰地揭示了宝卷“三教”融合的具体情境。实际上，该宝卷文本中的《仙姑设桥渡汉兵第四品》传达的“仙姑设桥渡汉兵，神功默佑显威灵”的细节，就充分地反映出这种情致。在这一宝卷里，汉儒战将是其书写的重要对象，儒家思想居于主要位置，然而，其中道教、佛教的思想却也并在。在本宝卷的后4品“仙姑救周秀才第八品”“仙姑娘娘将送媳妇变狗第九品”“仙姑救王志仁第十品”和“仙姑救单氏母子第十一品”中，儒家忠孝节义观念甚至成了主导思想：岳丈人为人不义，为钱财陷害女婿，终遭报应；儿媳不孝，虐待老人婆婆，变狗变禽；王志仁慈善仁义，拯救跳水母女，无疾而终，终得善果；单氏母女贞节，守贞守孝，被立牌坊赞扬。这里，儒家的思想与因果报应的佛教思想融合，展现出中国文化“三教”融合的生动场景。
　　佛教以劝善为主，道教以重玄之道为核心，儒家思想则以贤孝为道德核心，但“三教”的各自重心却在宝卷文本中每每互相渗透。佛道儒“三教”思想很融洽、融合。这一特点与趋向，在最早的宝卷《香山宝卷》中体现得最为充分。如《香山宝卷》中，黄龙真人与太白金星奉劝妙善，妙善回答的一段对白，就表现了妙善公主修行信佛修炼意志的坚定，以及她对佛法的深刻参悟与理解。这段文字也明确地表明，菩萨本人是个通透道家、儒家之理的菩萨，她张口就四书五经，仁义道德，“三教”思想已经集于她一身。这相当生动逼真地显示出“三教”思想融合的情景，宝卷与佛教思想、道教思想和儒教文化已经三位一体。就是说，该宝卷奉劝信佛修炼、坚守道体、奉行儒家伦理道德的思想相当明确，这也是该宝卷的基本思想主题与内在思想构成。实际上这在河西宝卷里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因为除了《救劫宝卷》《沪城奇案宝卷》和改编自明清小说的《武松杀嫂宝卷》等外，中国宝卷，尤其是河西宝卷100余种，无一例外都表达这种思想，无一例外的以这样的文化形态存在着。
　　多种文化交融发展，是文化发展的最佳形态，因为它为各自发展预留了空间。文化的多样性发展，是文化、文明充分发展的前提。独尊一种文化，保守单一，只能使一种文化逐渐僵化，失去它发展的活水源头。当我们以此现代文化确立的准则来推断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宝卷这种中国传统文化的民间艺术形式很符合这种存在形态的思想的发展。上面几个宝卷提供给我们生动的例证，它们中的一些经典宝卷，如《仙姑宝卷》《香山宝卷》《救劫宝卷》等，就充分地展示了中国文化的这种生动的活的存在形态特征——佛道儒“三教”融合而混合发展的文化鲜明特征。
　　宝卷的“三教”思想融合的特征，也使我们看到了中国文化的包容开放的特征。对此，钱穆的分析也许最有代表性。在他看来，佛法与孝道融合，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保持其活力的根源。他说：“佛教出家思想，多半侧重个人方面立论。中国传统家庭精神，早已是超个人的。所以佛教出世思想摇撼不动中国家庭的基本精神，而且父子相传，生命永久绵延，亦与佛家个体轮回的说法各走一边，不相融洽。这让我们正可以想象当时中国人的内心境界，一面对于外来佛法新教教义虽属饥渴追求，诚信探究，一面对于前代儒家旧礼教还是同样的诚恳爱护，笃信不渝……由此在中国史上，我们可以说，它既没有不可泯灭的民族界限，同时亦没有不想容忍的宗教战争。魏晋南北朝时代民族新分子之参杂，只引起了中国社会秩序之新调整，宗教新信仰之传入，只扩大了中国思想领域之新疆界。在中国文化里，只见有‘吸收、融合、扩大’，不见有‘分裂、斗争与消灭’。”（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第152页）实际上，这种文化存在的特征，在长期存在发展过程中，已经深深地影响了中国民间人格个性的形成。人格成分可以外儒内佛，外佛内道，道儒并存，从知识分子到民间个体，中国文化人格的这种形态已经普遍化了。宝卷的这种文化存在形态特征及其功能性结果，给我们深刻地现实启示。文化发展可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了这种包容开放，中国文化才生生不息，源远流长。宝卷是充分地展示了中国文化存在形态的一个活化石，很值得我们关注。（上）　（原文刊登于《人文甘肃》第五辑）